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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驾崩 无头案揭秘:吕四娘刺杀?服丹药中毒?  

2010-02-11 09:31: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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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猝然去世。雍正皇帝死的十分的突然,无论是他的皇后皇子,还是身边最得宠的大臣都没有丝毫心理上的准备。据雍正朝大学士张廷玉的《自订年谱》中记载,雍正帝在临终之前,没有丝毫一病不起的迹象,张廷玉在雍正帝死之前不久,还曾“每日进见”,雍正驾崩那天,张廷玉被被急召进宫,得知雍正皇帝已濒弥留,这个消息使他“惊骇欲绝”。雍正死的很急,而且关于他的死,清朝官书正史上又少有记载,据雍正的《起居注》记载的:雍正帝在八月二十一日的时候,感觉身体有点不适,但仍可以,召见臣工。到了二十二日的时候,雍正没有再召见臣工,皇子宝亲王、和亲王终日守在身旁,以防不测。到了戌时(午后七时至九时)的时候雍正皇帝的病情突然加重,宫中传出急诏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觐见。结果到了二十三日子时(夜十一时至翌日一时)的时候,雍正帝就龙驭上宾了。但是官书正史上并未言明雍正到底是患了什么疾病。而且官书实录,起居注等文献对雍正生病期间的状况也稀有记载。以至于时人后人都对雍正的死因枉加猜测,众说纷纭。雍正帝驾崩之后,他的灵柩在清宫只停放了19天就被移厝到雍和宫永佑殿。为什么他的灵柩会这么着急从皇宫中移到寺庙里来,难道雍正的死真的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吗?


  

  对于雍正皇帝的死,在《满清外史》、《清宫遗闻》、《清宫十三朝》等野史中也有记载,不过在这些野史著作中都认为雍正是被吕四娘刺杀而死的。要说明这种说法,还要先从雍正六年的文字狱吕留良案说起。清朝入关后,秘密社会中依然存在着一股反清复明的秘密反抗运动。各地从与义师到秘密结社,用各种方法打击清廷。吕留良是清初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位学者,在他的著作中蕴含了大量的反清思想。到了雍正年间,也就是吕留良去世40多年后。有两位读书人曾静、张熙读了吕氏之书,受其影响,忽然萌生了反清复明的想法。曾静当时是湖南永兴县的一名生员,在科举的道路上屡试不中,后来便一边参加科举考试,一边在本地教书,被人称为蒲潭先生。曾静平时读书的时候看到了吕留良的宁可削发为僧也不赴清之荐举的事迹以及吕的《四书讲义》、《语录》等书中的“悖逆”文字。大受感动,于是一时心血来潮,自己也想做一名反清复明的斗士。他不仅这么想,而且还真的派了自己的学生张熙到吕留良家乡去访书。张熙在沿途道听途说了一些关于雍正杀父、逼母、篡位的传闻。并听说忠良岳飞的后人时任陕甘总督的岳钟琪都开始上书谴责雍正皇帝了。这些道听途说来的东西使得曾静感觉自己举旗反叛的事迹已经来临。于是便同张熙一块写了一封策反信,前去策反岳钟琪。后来,张熙将这封署名为“天吏元帅”的策反信送到了岳钟琪的手中。岳钟琪看过之后,见信中全是一些大逆不道之词,惊讶万分。于是岳钟琪马上派人将张熙拘禁,经过审查张熙又供出了湖南的曾静,案情大白之后。岳钟琪慌忙如实上奏雍正帝。雍正皇帝十分震惊,于是便传谕浙江总督李卫捉拿了吕留良的亲族、门生,并销毁他的所有书籍著作。

  后来,雍正曾亲自写作《大义觉迷录》来为自己辩白,同时为了表明自己的“深仁厚泽”,他没有杀掉曾静、张熙,而是令两人到各地去宣讲《大义觉迷录》。但是对于吕留良一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雍正亲自下旨说“:“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寐奕世。盖生民之道,恨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全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阵夷而有殊视?……乃逆贼吕留良好乱乐祸,私为著述,妄谓德佑以后,天地大变,查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洪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朝议吕留良吕葆中俱戮尸某示,严洪逵沈在宽皆斩决,族人俱诛殛,孙辈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仰天下亿万臣民,凛垂为戒。”结果已死的吕留良被开馆戮尸,枭首示众;吕留良之子吕葆中被斩立决;吕留良的其他家人都被流放到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其他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相关人等也都分别被判以斩监侯、流放、杖责……等刑。吕留良案牵涉及广,但也留下了活口。

  传说吕留良一族惨遭族诛之后,吕的女儿四娘被吕家的一个贴身童仆救出,逃到了深山老林之中。从此隐姓埋名,寻机为父祖报仇雪恨。后来,吕四娘遇到了武艺高超的独臂神尼。在她的精心指导之下,吕四娘成为一名武艺高超的剑客。为了能够为家人报仇雪恨,吕四娘潜入京师。经过一番秘密的考察和打听,吕四娘终于弄清了雍正皇帝的行动规律。有一天,她得到密报说,雍正今晚要在圆明园过夜,圆明园防守比较松懈,吕四娘便飞檐走壁,跃入圆明园,找到了正在龙床之上熟睡得雍正皇帝,一剑就砍掉了他的脑袋。然后提其首级逃出宫外,远走高飞。天亮之后,宫中的太监见都到了下午了,雍正皇帝还没有起床。就叫来皇后,到雍正的寝宫一看,发现他已经身首异处死去多时了。于是,宫中大惊,谎称雍正病重,急召诸位王爷大臣们入宫,并封锁了雍正被杀的消息,只说雍正是突然得病去世了。还有传言说,雍正的棺木中收敛的是一个无头尸体。因为没有真的头,就给他做了一个金头。

  当然,这只是野史小说中的一种传言,也有学者对这些传言提出过批驳。认为这种行刺之说纯属谣言。因为吕案发生后,他的家人都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人漏网。此外,圆明园在皇帝在的时候,防守极为森严。吕四娘根本不可能穿过昼夜的巡逻的卫兵,轻易地就进入寝宫,刺杀皇帝。


   此外,还有一说认为,雍正皇帝是服丹药中毒而死。这些人通过细致的研究雍正朝的起居注发现,雍正皇帝是十分的崇尚方术的。雍正帝为了求得长生不老,在宫里蓄养了大批的和尚、道士。他自己也十分的热衷占卜、求神等术数。甚至还常常用此来决定对官吏的任用和升黜。在雍正的《御制文集》中写下了不少歌颂神仙、丹药的诗。而且在政务之余,雍正还常常在道士和尚们的指导之下,研究炼丹、采苓、放鹤、授法等道家秘术。雍正为了求得长生,还经常的服用道士们进献的丹药,在朝鲜的史籍中就有关于雍正帝沉迷方术,以至于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动的记载。

  另外,人们通过还从雍正的继位者,乾隆皇帝这里找到了一些证据。雍正皇帝死后仅隔了一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乾隆皇帝就突然下了一道谕旨,驱逐圆明园中炼丹的道士们出宫。并对炼丹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说:“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指雍正)御前一言一字……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新君刚刚继位,雍正大丧未完,朝中有众多事务需要处理。乾隆别的事情不去做,而急着下令驱逐数名道士,这种做法确有奇怪之处。驱逐道士的同时,乾隆还另外降下一道谕旨谕令宫中的太监、宫女,不许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乾隆帝为什么不许宫中太监宫女们乱说,难道此间真的有什么不想为外人知道得隐情。联系前面乾隆对和尚道士们的处理。也许“中毒身亡”之说确实有几分可能,而且,后人把现代医学知识,来对比雍正死之前的症状,发现雍正皇帝死之前得症状与中毒而死的症状极为相似。以上仅为流传较广的两种说法,至于历史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史学界的进一步考证。雍正死后被葬于清西陵的泰陵,号世宗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世称雍正皇帝。

  雍正帝在位时间不长,但却在继位和死因问题上为后人留下了两大疑案。也许这些疑案根本就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是后人的种种传言才给他披上上了层层的神秘面纱,变得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其中的真相罢了。

 

---------------------延伸阅读-----------------------------

 

血滴子”与雍正特务政治的真相

    清末民初,中国民众好谈宫闱秘闻,即便识字不多的市民也能读懂的通俗小说,自然成了“讲新话”的最佳载体。在清代十三朝中,雍正是一位施行恐怖、苛严政治的强权统治者,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世人眼里,这位皇帝夺位前老谋深算,即位后冷酷无情。他屡行大狱文网森严,广布耳目,令人谈虎色变……。凡此种种都为他的统治蒙上了一层诡秘的色彩。当时的小说以雍正轶事做为谈资的有胡蕴玉《胤禛外传》、孙剑秋《吕四娘演义》、紫萼《梵天庐丛录》、和蔡东藩《清史演义》、燕北老人《满清十三朝宫闱秘闻》等等。这些小说言称借史实演绎成篇,其实都是择采民间传说,进行艺术加工而成。其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形象:“血滴子”。“血滴子”最早究竟出自何处,不可确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类似的艺术构思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借古讽今的作用。然而,历史总是有其客观性的,雍正到底是一个好皇帝,抑或是一个坏皇帝;他的强权政治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还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必须从史实中去加以考察、认定。血滴子的形象特征是诡秘、残暴、人治加铁腕,艺术原形是雍正朝的特务组织和密折制度。

  那么,“血滴子”与特务政治的真相是什么?笔者不揣简陋拟加以正之:

  据史书记载,公元一七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雍正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得病,次日凌晨死亡。由于死亡非常突然,于是在官场,在民间,便产生了种种猜想和传说。民间流传最广的就是吕四娘报仇削取了雍正首级。

  雍正年间,湖南秀才曾静因不满清廷统治,上书陕西总督岳钟祺(岳飞的后裔)策动反清。事后,雍正就此事大做文章,对案犯严加审讯,广肆株连,由此引出浙江文士吕留良文字狱案。曾静等人鎯铛入狱,后被满门抄斩,吕留良一家也未能幸免。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因在安徽乳娘家中,幸免于难。年仅十三岁的吕四娘秉性刚强,得知其全家祖孙三代惨遭杀害,悲愤填膺,当即刺破手指,血书“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于是只身北上京城,决心替全家报仇。途中巧逢高僧甘凤池,四娘拜之为师。甘授吕四娘飞檐走壁及刀剑武艺。

  之后,吕四娘辗转进京,设计潜入干清宫,刺杀雍正,削下头颅,提首级而去。民间又盛传雍正大葬时只得以金铸头代之,葬于河北省易州泰陵地宫。

  (1)关于“血滴子”和粘杆处

  小说是有事实的“影子”。在文人笔下雍正被刻画成精谙武艺、神通广大的阴谋家,他的手下豢养了一批技艺绝伦的侠客力士,操持着一种名曰“血滴子”的杀人利器,能取敌人的首级于千里之外。同时,“血滴子”也是秘密杀手的代称。据传,雍正的八弟“阿其那”(允祀)、九弟“塞思黑”(允)都是为“血滴子”所杀。显然,此类荒诞不经的描写不能作为信史。然而,雍正确实是以处于弱势的政治力量在夺储斗争中取胜的。他能登上宝座,除了本人工于心计和有一套政治手腕外,还得力于他有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组织。这个组织便是“粘杆处”。

  顾名思义,“粘杆处”是一个专事粘蝉捉蜻蜒、钓鱼的服务组织。雍正还是皇子时,位于北京城东北新桥附近的府邸内院长有一些高大的树木,每逢盛夏初秋,繁茂枝叶中有鸣蝉聒噪,喜静畏暑的胤便命门客家丁操杆捕蝉。康熙四十八年,胤从“多罗贝勒”被晋升为“和硕雍亲王”,其时康熙众多皇子间的角逐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胤表面上与世无争,暗地里却制定纲领,加紧了争储的步伐。他招募江湖武功高手,训练家丁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四处刺探情报,铲除异己。

  雍正登上皇位后,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也为了酬谢党羽,在内务府之下设立了“粘杆处”机关。“粘杆处”的头子名“粘杆侍卫”,是由有功勋的大特务担任的。他们大多是雍正藩邸旧人,官居高位,权势很大。粘杆处的一般成员名“粘杆拜唐阿”统称“粘杆拜唐”,由小特务充任。他们都是内务府包衣人,属未入流,薪水不高,但每天跟随雍正左右,炙手可热。

  可见“粘杆处”表面上是伺候皇室玩耍的服务机关,实则是一个特务组织。小说中所谓的“血滴子”大约指的就是粘杆处的这些人。不难推想,雍正是把政敌比作鱼、蝉、蜻蜒一样的小动物来撒网捕捉、加以控制的。

  “粘杆处”虽属内务府系统,总部却设在雍亲王府。雍正三年,胤禛降旨雍亲王府改为雍和宫,定为“龙潜禁地”。但奇怪的是改制后的行宫并未改覆黄色琉璃瓦,殿顶仍覆绿色琉璃瓦,有人认为:雍和宫虽为皇帝行宫,曾经有一条专供特务人员秘密来往的通道。但是,今天的雍和宫其实是一个森严的特务衙署,为了不致秘密外泄,才改府为宫。还有一种传说:在雍和宫已找不到任何地下通道的痕迹了,很可能雍正的儿子乾隆为了消除其父留下的不良遗迹,改雍和宫为喇嘛庙时,已加以彻底翻修,将之平毁无痕。

  “粘杆处”在紫禁城内还设一个分部,御花园堆秀山“御景亭”是他们值班观望的岗亭。山下门洞前摆着四条黑漆大板凳,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四名“粘杆卫士”和四名“粘杆拜唐”坐在上面。雍正交办的任务,由值班人员迅速送往雍和宫,再由雍和宫总部发布命令派人办理。雍正去世后,乾隆皇帝继续利用粘杆处控制京内外和外省大臣的活动,直到乾隆死后,粘杆处的特务活动才逐渐废弛。

  (2)别出心裁的密折制度

  告密,为君子所不耻,因为这是不正当的手段。可是在雍正麾下互相告密却是官员的常课,被视作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雍正二年,封疆大吏渐闽总督觉罗保、山西巡抚诺珉、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扬名时突然遭到皇帝严厉的斥责,紧接着宣布停止他们给皇帝上奏的权利。作为一个封建官僚,除了降罪撤职,再也没有什么比被剥夺其参政言事的权利更为严重了。

  为何事得罪?可以参见雍正七年胤给鄂尔泰的侄子鄂昌的一段批示:“密之一字,最紧要,不可令一人知,即汝叔鄂尔泰不必令知。”原来,觉罗保们是因为向外人透露给皇帝奏章的内容被惩罚的。这种不得让第三者知道的奏章,不是题本、奏本,而是雍正朝的一种特殊的文书制度--奏折。


古代臣对君的报告名目繁多,常用的有章、表、议、疏、启、书、记、札子、封事等。清代沿袭前明制度,用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题本是较正式的报告,由通政司转送内阁申请拟旨,再呈送皇帝,手续繁复,又易泄密。奏本不用印,手续较简,但也要做公文旅行,毫无机密可言。奏折的要旨就在一个密字,它由皇上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有很强的保密性。因此,雍正登基的第十四天,便下了一道收缴前朝密折的谕旨,使密折逐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书制度。在雍正钦定的规章里,从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的程序,不允许紊乱。按照密折的内容,分别规定用素纸、黄纸、黄绫面纸、白绫面纸四种缮写,并使用统一规格的封套。密折须本人亲笔,臣工缮写完后,加以封套、固封,装入特制的折匣,用宫廷锁匠特制的铜锁锁住,坊间锁匠配制的钥匙是绝对打不开密折匣的。密折派专人送达。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荣誉。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的奏折。当时有资格上奏的只是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常设官员,他们大多是皇帝家臣。如江宁、苏州织造什么的。终康熙一朝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多达一千一百多名,逐步扩大到各省督抚、藩、臬、提、镇等。何等官职才有资格密奏,谁也说不清。与其说依品级,不如说视与皇帝的关系而定。到了雍正后期,甚至连知府、同知副将等一些微职也可特许准奏。

  上密折是特权,有权力就有义务,臣子们在洋洋得意于自己恩宠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把前程也付之于这一奏折了。奏折的内容千殊万别,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来陈事,还用来荐人。于官员的登用、陟黜极为留意,他曾一再透露: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雍正考察地方的吏治,着重点是对地方的官吏的检查。他给官员授权,允许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种方法使雍正了解了很多的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好坏,官员中谁认真负责,谁搪塞敷衍。也使为官者人人震慑,不敢轻蹈法网。但是,雍正很讲究体制,他不允许下级超越职权。他一再告诫臣子:“今许汝密折奏事,切毋籍此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体。”

  密折作为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可以无话不谈;臣下献议,皇帝先睹为快,可以通达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见;国家有所兴荣,臣下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婉转谏劝。奏折制只是一种文书制度。它虽是无形的,但比之某个官衙的设置所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一般的衙门的兴废。杨启樵先生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密折制是雍正推行专制政治的有效手段。之一,皇帝可以直接处理庶务,强化其权利;之二,有效地控制了官员,使他们互相牵制,效忠于皇上。密折制度牵涉到君臣间的权力的分配,是官僚政治的重大改革。

  (3)情报网的由来

  在雍正朝每一个具有奏折资格的人都有权向皇帝密告自己的同僚、下级甚至上司;同时在他监视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置于别人的监视中。雍正并不忌讳谈到告密,他标榜自己“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从现存的资料分析得知,他的耳目触角遍及全国各地。有以奏折制度为依托的明线,又有由特工所织成的若干暗线。一切都是无形的却又很制度化。其情报网组织的人员,一为科道言官和写奏折的官员;二为雍正所培养的一批御前侍卫;三为通过各种渠道推荐给各省督抚的书记、长随等。

  探究雍正情报网的设立,起因有三端:一是政体上的原因。清代以族国立制,皇帝是臣子的最高主子。家臣效忠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官员以取得与皇帝进行私人通信的资格为荣。二是受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这是直接的原因。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在雍正初年的延续,造成了雍正了解民间动向的迫切性,也增加了他严格控制官僚们思想行为的自觉性。三可说是集权的需要,这是最本质的原因。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君主专政时代,人君深居九重,与外界隔阂,政事则委诸大臣,但又恐所托非人,为非作歹,贻误苍生,甚或生觊觎之心,危及江山,因此不得不广布耳目,以周知庶务,通达下情。”按照他的观点,高高在上的皇帝并非高枕无忧。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危机感,生怕臣子不忠,生怕佞臣篡权,对每一点星星之火都要防微杜渐,随时扑灭,以免失去控制,形成燎原之势。历代的特务机关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诸如“诏狱”、“大谁何”、“丽竟门”、“不良人”、“侍卫司狱”、“内军巡院”等。最有名的当推明代的“厂卫”,其荼毒臣民的残酷和恐怖令人谈虎色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公开的任用特务,不得人心,且目标太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下情不能不周知,耳目不能没有。有此殷鉴,雍正所建立的情报网才有更多的创意。

  雍正情报网监控的主要对象是臣子。雍正以为用人得宜则地方获治,此乃敷政宁人的根本。所在,他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对官员要不时体访,防其改节。他的用人政策有三个要旨: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以广东省的官箴为例,略见一斑。广州提督王绍绪系宠臣鄂尔泰所荐,雍正也曾予以“明敏稳妥”的考语,但他疑惑王绍绪“偏于养柔,恐不能克胜现任”,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对王绍绪不错,说他:“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雍正仍不放心,再向两广总督孔毓、署理广东巡抚傅泰调查,直到再一次证实王绍绪操守极好,这才罢休。为了一名提督的任用,他不惜劳动众人。又如傅泰,不但监视王绍绪,还访察过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娄俨。照此说傅泰所得的宠信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傅泰又何尝不受他人监视?从《朱批谕旨》可知,王士俊和广东总督郝玉麟都负有密报傅泰行止的使命。由此,一省大小官员均在互相监督之中。将军和总督可以密报提督、巡抚;提督、巡抚对总督,也要按皇帝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情报。章学诚在研究《朱批谕旨》时说:“彼时以督抚之威严,至不能弹一执法县令、詈误之吏,但使操持可信,大吏虽欲挤之死,而皇览能烛其微。愚尝读《朱批谕旨》,而叹当时清节孤直之臣遭逢如此,虽使感激杀身,亦不足为报也。”所叹正是封建政治尊卑统属,督察参劾均有定制,而雍正却随心所欲地混乱上下次序。一方面皇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巩固,另一方面臣子们却处在被愚弄的境地中。

  雍正的耳目还有一类是发往督抚处试用后补的侍卫,如雍正曾派遣十个御前侍卫到川陕总督年羹尧处学习军事。这些侍卫赋有了解该地官民情况的职责,同时身负监视封疆大吏行止的密务,应该随时随地向皇帝密报年羹尧的表现。不曾料他们被年羹尧恩威并重收买下来,给雍正的密折中充满了对年羹尧肉麻的吹捧。做皇帝的得不到任何真实情况,非常恼火。当年羹尧获罪时,他在给侍卫的朱批中连斥卑鄙令他们不必再回京。

  在文人笔记和小说中,有许多对密访人员的记载和描写。有些情况因资料本身语焉不详已弄不清楚了,但有一批人在为雍正干密访的勾当则是千真万确的。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述及:官僚王云锦元旦在家里与亲朋好友打叶子牌,不知怎么丢了一张。第二天上朝,雍正询问他新年假期做了些什么。他从实回奏,雍正点头称是,说他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随手从袖中把那张丢失的叶子牌掏了出来。王云锦惊骇有加五体投地。这样的说法近乎演义,不实的成分很多,但是雍正用耳目以获取真实情况却是事实。

  有一利必有一弊。雍正要求亲信和非亲信、了解或不甚了解的官员都互相监督。文员武弁、上下级之间、中央派员和地方官员交互进行。文武不同途,这样互察已出了正常的范围。上级监督下级,本是应有职责;但密访密奏,不是正常考核。特别是下级汇报上级、属员汇报主官更是极不正常。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必然会招致朝臣们的非议。雍正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原监察御史谢世济和伯爵钦拜就大声疾呼取消密折制,他们声泪俱下历数密报的弊端:“小人多以此说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他们在《论开言路之疏》中提出:“欲收开言路之利,且先除开言路之弊。”尽管,新一代君主乾隆对于他们的发难不以为然,继续把密折当作法宝相袭相沿。然而,这位新皇帝对于那种训练特务、派遣耳目的手段也感到过于凶残了。为了替父亲重塑形象,掩盖其败政;更为了给自己留下好的口碑,从此他再没有大张旗鼓地强调要强化情报网、并重用那些专事密报的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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