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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紫骏,号破尘散人,毕生追寻越窑秘色瓷收藏。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一份致趣。 学习新事物,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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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色瓷"涵义的诠释  

2013-10-08 11:54:07|  分类: 收藏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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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五代是越窑空前繁荣的时期,窑匠们以其神奇精妙的构思和炉火纯青的技艺,烧制出无数造型别致、装饰靡丽、釉质青润的瓷器,备受朝野青睐。唐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将越窑青瓷的釉比作“千峰翠色”。五代人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诗,则用“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华丽的辞藻来褒誉之。当这些工巧匠和文人雅士悄然退入历史帷幕时,随之带走了“秘色”的真实含义,留给后人的只有好坏不可再造的越瓷精品和聚讼纷纭的“秘色”之谜。
 
  “秘色”一名最早出现于晚唐,遗憾的是陆龟蒙以及徐夤的诗都只是用比喻、跨张的笔触对“秘色”瓷器进行描述,而未涉及“秘色”的本义。由于吴越钱氏大规模烧造和进贡“秘色瓷”,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民间普遍认为“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日秘色。”但宋代有不少文人对“秘色”始于吴越的说法提出异义。赵令畤的《侯鲭录》在记录民间关于“秘色瓷”的传说后,引用了陆龟蒙的诗,借以说明“唐时已有秘色瓷,非自钱氏始”。曾慥的《高斋漫录》、叶寘的《垣斋笔衡》、嘉泰《会稽志》等书,均持相同看法。扶风法门寺唐代“秘色瓷”的出土及唐代越窑墓志罐上“贡窑”的铭文,为宋代的那场争论画上了句号。然而,实质性的问题并未解决。

   明清时,关于“秘色”涵义的辨论迭起。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云:越窑“至吴越有国日愈精,臣庶不得用,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制器者姓,或云柴窑世宗时始进御云”。清人朱琰《陶说》记载:“王蜀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至语云,金棱含实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则秘色是当时瓷器之名。不然,吴越专以此烧进,而王蜀亦取以报梁耶。”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在谈及“秘色瓷”时指出:“其式似越窑器,而清亮过之”后又记述道:“秘色特指当时瓷色而言耳,另是一窑,固不始于钱氏,而特贡或始于钱氏。以禁臣庶用,故唐氏又谓蜀王不当有不知秘字。亦不必因贡御而言,若以钱贡为秘,则徐夤秘盏诗亦标贡字,是唐亦尝贡,何不指唐所进御云秘,岂以唐虽贡不禁臣庶用,而吴越有禁故称秘耶?《肆考》又载,秘色至明始绝。可见以瓷色言为是。”综观各种记载,关于“秘色”的解释可归纳为两点:(1)“秘色”为“秘密之色”;
(2)“秘色”为瓷器的名称或越窑青瓷的颜色。
关于“秘色”的解释,与客观情况相悖。首先,现已查明烧造“秘色瓷”的窑场广布于宁、绍等地,这些窑虽在官方监督下烧制部分贡瓷,但仍以生产商品瓷为主,其性质属民窑,故无“秘密”可言。其次,从古文献的描述和出土实物看,“秘色瓷”就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五代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句“陶盛行我得贡吾君”表明,瓷器出窑时,在挑选出进贡用的瓷器后,便可出售。考古资料证实,除了钱氏贵族墓随葬的灯、熏炉、罂等大件特制品外,其他类型的“秘色瓷”不仅行销南北各地,而且还从海路运往亚、非各国。近年来,在彭湖岛发现了大批五代至北宋早期的越瓷精品,这为“秘色瓷”的外销,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从宏观上讲,将大量越瓷用于商口贸易,是吴越钱氏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可见“秘密”亦无从谈起。再者,唐代越瓷是上至帝王、下至庶民普遍拥有的日常用品,骚人墨客曾用大量诗文加以赞美。南龟蒙的诗在越器前标“秘色”二字,又说它是越窑所产,这说明“秘色”只是一个带文学色彩的形容词。如果说这种世人皆可睹可用的越瓷属于“秘密”之物,那岂不违反逻辑?
 
         看来,“秘色”只能是指越瓷精品的颜色。究竟是何颜色?古人并没有交待清楚。最近,有人认为“秘色”是指香草之色。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第一,“秘”为香草之说,本于明人杨慎的《转注古音略》,该书云:“秘,蒲结切,香草也。”从《集韵》的记载看,“秘”与“(‘黍'和‘必'相连成一个字”)有时可通用。而“(‘黍'和‘必'相连的一个字)”在宋代字书中解释是“馨香”。此字又可写作“(‘香'和‘必'相连成一个字)”。在古文献中,“(‘香'和‘必'相连成一个字)”也是指一种香气。显然,将香气附会成“香草”,只是明代有的臆测而已,不足为据。第二,倘若“秘”为香草,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处于生长阶段的植物的颜色必定是恒定的,那么,当时的人将香草的颜色比作“千峰翠色”、“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以及“类玉”、“类冰”等,就显得不可思义了。第三,出土的“秘色瓷”有青绿、青黄、青灰等不同的色阶,这是香草单一的颜色所不能形容的。再说,香草并不是随处可见的,即使可见,也无非是枯槁的熏香用料,人们绝不可能把青莹如玉的瓷器跟它联系在一起。更可况杨慎释成的这种“香草”,是无法在自然界中印证的抽象事物呢?第四,关于“秘色”的争论,早在北宋就已激烈地展开,北宋距“秘色”一名出现的唐代很近,“秘”字如果可以释为“香草”,宋人不会不知。第五,《景德镇陶录》在谈到“秘色”时说:“秘色古作秘色”。查阅古人有关“秘色”的记载,“秘”多作“(‘礻'和‘必'相连成一个字)”。“(‘礻'和‘必'相连成一个字)”字早在汉以前就已出现,而“秘”字的出现则晚得多,当为“(‘礻'和‘必'相连成一个字)”的俗写或误写。既然“(‘礻'和‘必'相连成一个字)”字以“礻”为形旁,“香草”之义便自然不存在了。由此可见,“秘色”为“香草之色”的观点是错误的。
 
     《说文解字》云:“(‘礻'和‘必'相连成一个字)”,神也。从礻,必声。“古代”(‘礻'和‘必'相连成一个字)”字又有“希奇”之意。因此,单从字面上看,“秘色”应理解为“神奇之色”。但最初“秘色”当“碧色”。《山海经》记载:“高山,其上多银,其下多青碧。”郭璞注:“碧亦玉类也。”可见,碧是一种青绿色的玉。“碧”与“秘”古音相同,当越窑烧制出碧玉般的瓷器并销往各地时,令人惊叹不已,以为神奇,因而讹写为“秘色”,同时,越窑精品生产的历史又总是与越瓷进贡的历史交织在一起,故后人以“秘”为“秘密”之意,也就很自然了。于是“秘色”的本来面目就被世人的讹传和附会掩盖了。然而,古人亦不乏对此怀疑者,如:北宋欧阳修等人在编写《新唐书》时,回避了“秘色”一名,而将越州所贡的称为“瓷器”。元代脱脱等人在编写《宋史》时,也对“秘色”一名持审慎态度,而将吴越钱氏所贡的称为“金银釦器”、“越器”、“金釦越器”、“ 釦金瓷器”。到了明、清,人们在谈论青瓷的釉色时,每每无意地触及“秘色”的真实涵义。这对揭示“秘色”的本来面目大有裨益。

      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在叙述“秘色”时说:“秘色窑,青色近缥碧,与越窑同。”“缥”字的古义为青绿而光亮的色泽,这就是说,越窑“秘色瓷”具有碧玉的质感。该书在谈到其他窑口的青瓷时,也常用“碧”字作比喻,例如:“……官窑、内窑、哥窑、东窑、湖窑等云青,其青则近淡碧色,……”碧是分布较广的一种青色玉石,有由浅到深的许多色阶,用它制成的玉器,青莹滋润,典雅华贵,颇受世人喜爱。而历代青瓷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碧色”之美。宋代那场关于“秘色”的争论,虽未解开“秘色”之谜,欲使“秘色”所指之物在人们头脑中更为清晰,因而使“秘色”的概念不断扩大。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平江(今苏州)一座大墓被村民盗挖,“有一秘色香炉,其中灰炭尚存焉,诸卒争取破之。”此墓残碑中有“中平年”字样,宋人考证为东汉晚期孙策之墓。很显然,在宋人眼里,“秘色”已无时空限制。因此,凡是具有碧玉质感的青瓷均被称作“秘色”。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这是龙泉窑青瓷被称为“秘色”之明证。耀州窑青瓷,在宋代被称作“越器”,就是因为它具有与越窑“秘色”相同的釉色。北宋汝窑所创的石灰碱釉青瓷,釉层丰润,宝光内蕴,金人赵秉文《汝瓷酒尊》诗不仅称之为“秘色”,而且用“碧玉”来形容它的色泽。由此可知,《景德镇陶录》将官窑、内窑、哥窑等青瓷的釉色称为“淡碧色”,是早有先例的。此外,广东出产的青瓷,亦曾被称作“南越秘色磁”。就连高丽(朝鲜半岛)受 " 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影响而生产的青瓷,也被誉为 " 高丽秘色”。
 
  事实证明,诞生于越窑的“秘色”,并没有因越窑的倒闭而消亡,而是在各地窑匠的刻意追求中经久不衰。在晚唐到北宋的近三个世纪中,“秘色”的概念从清晰到模糊,又从模糊到清晰。所谓模糊,就是对“秘色”本义的曲解,而后来的清晰,则是在对碧玉般青瓷的认识上,重新赋予了“秘色”以正确的涵义——“秘色”事实上已成为“碧色”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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