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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江南文人如何鉴藏投资  

2014-10-31 07:17:14|  分类: 收藏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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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崇艺

 晚明书画作伪现象普遍,技术精湛,为世所共知。书画作伪现象古己有之,唯独在明代愈演愈烈,这与巨富倾力购藏书画作品密切相关。在利润的驱使下,书画作伪手段越来越高超。本期与读者分享晚明的江南文人如何鉴藏投资。

  

晚明书画造假作伪之风盛行的同时,书画鉴定专家也应运而起。这时期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有名的鉴藏家,如文徵明父子、冯梦祯、李日华、项元汴家族、汪砢玉、吴其贞、董其昌等人。

故沈德符道:“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他们之间相互联系与交往,并伴有艺术品交易,共同组成了江南地区的鉴藏家群体。

然而,经济的繁荣促使鉴藏家群体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使得购藏者不再限于上层的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一般的文人士子、普通百姓、僧人甚至奴仆也热衷此道。明人沈春泽在为文震亨《长物志》所做序中就有云:“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看来受主人收藏活动的熏染,这些奴仆在潜移默化中也懂得了书画之道。

晚明江南书画鉴藏家

冯梦祯是明末江南地区较为典型的文人鉴藏家之一。冯梦祯(1546一1603),字开之,浙江秀水人。万历五年(1577)会试第一,选庶吉士,除编修。他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免职,从此归隐于西湖孤山之麓,过得逍遥自在的生活,闲暇之余以游乐和文字为消遣,流传有《快雪堂日记》、《六研斋笔记》等著作。正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说:“冯公儒雅风流,名高三席,归田之后,闲娱情声伎,筝歌酒宴,望者目为神仙中人。”他在当时杭嘉和苏南一带被称为“风雅教主”。

冯梦祯在书画史上是有☆ 董其昌 仿古山水图 名的鉴藏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收藏的一张名画――王维的《江山雪霁图》。这是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王维真迹。刚开始可能是为了分享和获得认同,冯梦祯几乎向每个来访的客人展示这张画。如万历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与客同披王维江山雪霁图卷”,七天后“同书宗来,寓斋中,午后同观王维雪霁图”。弄得满城风雨,冯氏因此在当地声名大噪,从而引起了董其昌的注意,亲自写信欲索观《雪霁图》。五个月后冯氏“得董玄宰书,借王维卷阅,亦高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董其昌是当时最权威的鉴定家,如能得到他的肯定和题跋,书画作品不仅能流传千古,而且价值也会成倍上升,所以冯氏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在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之望,董其昌极为庄重地拜观了王维的《江山雪霁图卷》,并写下了五百余字的著名长跋,认定此图卷是王维传世的唯一“真迹”。这也是一篇光彪中国绘画史的重要文献。而当董其昌第二次看到此画时,是在九年后,也就是快雪堂落成的万历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那一天。董其昌病发疟疾,住在杭州昭庆寺养病,无聊之余,写信给冯梦祯借医书,并提到了《江山雪霁图》。五天之后,冯派人给董氏送去了王维《雪霁图》、《瑞应图》和小米山水三幅。董其昌观赏过后又写了一大段题跋,言语中念念不忘此图。

从这段交往来看,冯氏的这张王维《雪霁图》对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提出也不无影响,而董其昌与江南的鉴藏家群体亦有很深的渊源。据任道斌先生考证,董其昌一生中来到作为江南区域中心的杭州达十八次,除了游山玩水外,大部分时间会见杭州地区的鉴藏家,相互品评字画。因此他对于杭城来说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是他让冯梦祯及其《雪霁图》“名著东南”,从而引来众多好事者前往邀请、鉴定和索画,忙得不亦乐乎。如《快雪堂日记》所述:“赴高深甫之约,再见开皇《兰亭》,成国家物品,在诸本之上,与赵魏国临本伪迹同卷,深甫云以三十金得之。又《黄庭》,亦佳本,后一二十行乃别本缀上者。”此外,还有一些鉴藏家拿来家藏让冯给予品评:“连日旭公出所藏法书名画见示,多有佳者。”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鉴藏家之间相见还有携带书画古玩的习俗,冯梦祯在家时,就有“吴康虞来,持李龙眠《大阿罗卷》见示。徐季恒持闽人方孝谦宋砚二枚见示” …… 这方面内容不胜枚举。这种鉴藏风气使书画作品得以共享。他们之间围绕藏品,翰墨往来,互通有无,鉴真驳伪,无形中构成了一个以品鉴书画为主的文化圈,这对鉴藏家的审美眼光和鉴赏水平的提高不无好处。

作为鉴藏家外,冯梦祯还拥有多重身份。他是嘉兴鉴藏家李日华和收藏巨富项元汴儿子项又新的老师。李日华2 3岁时入他门下学业,学习之余,经常一起游玩于西子湖畔,参加冯梦祯的朋友集会,其中鉴赏书画是集会的内容之一。杭州水路商运发达,李日华曾多次从嘉兴来到杭州,有时是陪儿子过来应试,在杭城会住一段时间。这期间,他会见了杭州众多的鉴藏家,亦逛当地的书画古玩市场。由于品赏书画成风,冯氏还将家藏名迹《唐陆柬之兰亭诗五首》当作礼物,赠送给自己的学生项又新。李日华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载:“《唐陆柬之兰亭诗五首》后以三十金归其弟又新。又新游太学,又以奉冯司成。”

除了像冯梦祯这类文人鉴藏家之外,江南的书画鉴藏家群体还包括徽商,他们也是这个群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居住在杭州的徽州富商汪汝谦(字然明)在当地的鉴藏家群体中颇有名望。他是位风流才子,社会交际十分广泛,和名妓柳如是的交情不一般。陈寅恪先生撰写的《柳如是别传》,就用了不少的篇幅考证汪然明和柳如是的关系。此外,汪汝谦还和当时江南知名的书画家陈继儒、董其昌、陈洪绶、曾鲸、谢彬、邹之麟等皆有交往。董其昌称他为“西湖寓公,风雅盟主”,并曾在《墨禅轩说》中提到汪汝谦:“周生坐拥万卷,博雅好古,尤精八法。余老矣,黄山胜游,不复可续,周生绕济胜之具,新安江清浅见底,昨锰顺流,至我谷水只数日间,若与汪儒仲乘与一来,观兹真迹,所谓读十年书,不如一日诣习主薄者也,周生以为如何?”文中提到的汪儒仲,指的就是汪汝谦,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汪家中收藏有大量书画和古玩,吴其贞就曾在其家观赏赵千里《明皇幸蜀图》,并称汪然明为“款西丛睦坊世家也,子登甲榜。为人风雅多才艺,交识满天下,士林多推重之”。之后吴又于清初顺治年间,同陶康叔和唐云客在汪然明的家中观看了高德符《暮江渔父图》和蔡汴《衢山帖》等书画。钱谦益与汪然明为挚友,他曾说“新安汪宗孝收藏金石古文法书名画彝器古玉甚富”,可见汪氏书画古玩收藏之丰厚。

汪然明的藏品颇有规模,其收藏的书画古玩等艺术品种类多样。汪还将董其昌、黄汝亨等名家的翰墨加以整理摹拓,编订为《朱尊楼帖》。

汪汝谦只是徽商鉴藏家中的一分子,另有吴廷(又名吴国廷),字用卿,新安巨富,收藏历代法书名画甚多。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五月,徽商吴廷携《宋米南宫书诸体诗卷》真迹至西湖,与董其昌所藏名迹交换:“甲辰五月,新都吴太学携真迹至西湖,遂以诸名迹易之。”董氏在易得米书卷后题跋其上云:“……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复自宽曰‘米家书得所归’。太学名廷,尚有右军《官奴帖》真本。”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徽商之所以能得到董其昌的青睐,就是因为他们既有丰富的收藏,又有一流的藏品,并以此为纽带,拉近了与董其昌的距离。同时,也说明他们具备了艺术品交易和精品升值的意识。因此,生活在江南这样一个艺术品市场如此炽盛、鉴藏风气如此流行的区域中,这些富商的收藏与其说是出于个人强烈的兴趣,还不如算是出自构建风雅生活以及结交名士的需要。

江南发达的书画市场,使得官宦阶层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鉴藏群体中来。吴其贞曾在杭城卞公之行馆观看了刘松年《竹楼谈禅图》、李昭道《记戴图》、马远《观泉图》和燕文贵《柳荘观荷图》等,并称卞公“为人率真,性好古玩,目力过人。数日中无物鉴赏,神情如有所失”。吴经常与官僚收藏家打交道,在各个阶层中穿梭自如。他在《书画记》卷五中记载了用“捷径”造就出一个“收藏大家”的奇迹:“扬州通判王公讳廷宾,字师臣,三韩生员,入旗出仕,官至山东臬司,降扬州通判。……于是未几一周,所得之物皆为超等,遂成南北鉴赏大名。公之作用,可谓捷径矣!”反映出当时官僚参与收藏活动的盛况。

此外, 普通百姓亦加入到了收藏家行列中。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就提到一位在西湖岳庙前开古董铺的布衣之士项宠叔。事实上,像这类作为普通百姓而收藏古玩字画的,他们的购藏动机更为多样,既有赏鉴爱好的成分在内,也不能否认他们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明代中晚期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购买书画也被看成是一种经济行为,因此抱有这种双重目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也不能排除其收藏的书画作品之多之精。如姚际恒,就将其家藏书画编为《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可见家族藏品之丰。另有清初时,吴其贞曾在杭州施四老家中买到了宋徽宗的《金钱羁雀图》,并认定是真迹。他这样说道:“凡徽宗画有十八九出自捉刀人,不过自题识、花押、着玺尔已,惟此图有“大观通宝”四字,是徽宗本色,可见为的笔无疑。此图在丙午秋七月五日,偶获于杭州城九曲巷施四老家”。从中反映出普通百姓收藏书画已是习以为常之事。

江南地区寺庙众多,其僧人也有相当的收藏。在《味水轩日记》中,便有居住在杭州的僧人印南,持藏品在万历四十年,经过别人引荐来到嘉兴,请嘉兴的鉴藏家李日华鉴定。在此后几天,印南僧拿来更多的书画作品到李日华的居住处,这些藏品均为其祖师(号桐石)购藏。这时期寺庙有不少藏品,李日华就曾经与别人同往寺庙观看藏品。寺庙收藏活动由僧侣负责,僧人为保证藏品的质量,与鉴藏家们往来是自然的事。这时期文人和僧人在书画上的交往可谓频繁。

从以上分析可见这一时期鉴藏家群体之众。他们之间相互走访,共享书画,并时常也有交易。他们对所藏书画不再“束之高阁”,而是愿意与更多志同道合者一起品鉴,使得鉴藏家或画家有机会观赏、临摹古代书画真迹,相当于承担了开放式博物馆的功能。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文人鉴藏家特有的生活方式吧。

书画的作伪与鉴定

这时期江南地区的作伪现象异常突出,其手段主要有临摹充真、割裂分装、添加名款、残缺补全等,可谓花样百出。

添加名款就是用改头换面的方法,以挖、改、拆配、割裂等手法,改变书画真迹的名款印记,把小名家名款改为大名家,将无款书画改为有款者的名家之作,把时代晚的改为时代早的。

临摹充真,就是完全按照原本复制,以复制的副本冒充前代大家或同代名人原作,这于书迹、工笔画法的绘画为多。“临”,即对着原本临写,多用于用双钩填写的摹制方法难以奏效的写意绘画。“仿”,即模拟某家笔墨与构图等技法特色和作品风格自行制作,并无范本依据。这种手法需具备一定技艺,所作行笔虽较自然,但容易暴露仿者本来面貌。

除此之外,还有请人代笔的。一些大名家应接不暇,多请人捉刀,加自己的款印行世。朱朗、钱谷、文彭和文嘉常为文微明代笔作书,周臣为苏州画家唐寅代笔作画。启功先生《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一文说,为董其昌代笔作书的有昊易,代笔绘画有赵左、沈士充、叶有年、杨继鹏、僧坷雪、李流芳等多人,是明朝代笔书画最多的。

这时期做伪还有个突出的现象,即做赝品还有地区的特色,如苏州片、扬州片、河南造、长沙造、广东造、北京后门造等。其中尤以明万历前后的江南苏州地区最盛。苏州片以绢本工笔设色画居多,制品流散至全国各地,所署名款包括李思训、赵伯驹、仇英等历代大家,所伪本大多有底稿,尤以仿仇英作品的为多,摹自仇英稿本的《清明上河图》。

作伪如此猖狂,令沈德符感叹不已:“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致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敝不知何极。”可见江南的作伪十分泛滥。

作为当时江南古玩交易中心之一的苏州地区,作伪已成专业化和家族化,当地的伪作大量流入杭州市场。如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有云:“十日,王丹林从武林回,来谒。云余向于僧宗朗处所见阁帖,乃阊门专诸巷叶氏所造,果中余摸索矣。”另有味水轩日记中说:“万历四十一年十六日,晴,夏贾从杭回,袖出一物,乃拾入土碎玉片琢成琴样,高五尽,阔二寸五分,厚三分,盖好事者用为臂阁之玩物。贾曰:是三代物,侯伯所执圭也。不知圭形锐首平底,典重之极,岂硗薄若是,又何用肖为琴形耶?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绔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驾空凌虚,几于说梦。昔人所谓李斯狗枷,相如犊鼻,真可笑也。”一定程度反映了杭州赝品的泛滥。

苏州阊门专诸巷就是专门制造赝品的基地。《万历野获编》中说:“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毅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道出了苏州作伪的猖厥。

鬻古之风的盛行,致使缺乏鉴赏眼光的徽商屡屡上当受骗。著名文人鉴藏家李日华就指出:“自作赝物售人,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又有苏人为之搬运,三百里内外皆其神通所及。”看来此类事情之所以发生,另一缘由便是杭州和苏州地区作伪的猖厥,这也是艺术市场繁荣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既然伪作这么多,就有人专以此而出名。沈德符就曾揭露了吴希元曾以重金买得一幅赝品的事:“祭酒身后,冯长君以售徽州富人吴心宇(新宇),评价八百金。吴喜慰过望,置酒高会者匝月。今真迹仍在冯长君。盖初弩时,觅得旧绢,倩嘉禾朱生号肖海者临摹逼肖,又割董跋装被于后以欺之耳。今之赏鉴与收藏两家,大抵如此。”这里提到的朱肖海,便是嘉兴地区的书画作伪高手,李日华也被他骗过一次。李在日记中写道:“余前所见冯权奇家白香山书楞言经本张即之笔。朱(朱肖海)为补款,并作铁崖跋。跋语则出冯手构。余固疑其类即之,诸跋忽未察耳。”朱肖海帮着冯梦祯的儿子冯权奇伪造了白居易《楞言经》,骗过了嘉兴鉴定高手李日华,又为他作王维《江山霁雪图》的伪本。

李家和冯家不仅有师徒之谊,还有沈家在中间联姻。沈凤娶的是冯梦祯的女儿,沈凤的哥哥娶的是李日华的女儿。有这层关系在,冯权奇还是骗了李日华。后来李日华编写的崇祉《嘉兴县志》“画家”传中还是给朱肖海说了好话:“朱实,别号肖海,摹古有绝技,凡古人法书名画,临摹逼肖。云间董宗伯其昌,号法眼,亦时为所惑,但方朱仙人以神之而已。实与弘泽同为万历时人,雅相善,各制扁舟,共泛花月,超然有尘外之致,时人目之水仙云。”这足以看出,同样作为文人,他们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同时反映出当时伪作之风的盛行。赝品如此泛滥,也令冯梦祯感叹不已,他曾“过文昌祠,秀公邀入茶,索阅《理宗御容》及《家庆图》”,并认为这些画作“俱近代赝笔”。

在书画造假作伪之风盛行的同时,书画鉴定专家也应运而起。因为书画艺术品的流通,古董商贩是脱离不开鉴赏家的。一幅法书名画或一件宝器名物,一经鉴赏家品题,顿时身价百倍。至于伪作赝品,则悉数归入烂纸。所以古董商贩对鉴赏家之门,历来都是趋之若鹜的。在万历四十一年六月七日,方樵逸就引来新安客胡长卿来见李日华。胡向李日华出示元人杂迹一卷,内中包括鲜于枢草书《归去来辞》、袁桷词翰、赵孟頫行书和余阙等手札二通。李于八月八日为胡长卿跋此卷。

冯梦祯时常鉴定书画,有一次“项晦之,德达各持名卷见示”,他看重定武水迹本,并认定“其为赵子固所藏无疑”。事实上,要论冯梦祯的鉴定水平,无论从眼力还是财力,他确实都无法与项元汴、董其昌、吴其贞等人相比,甚至都没法与他的学生李日华相比。冯梦祯收藏书画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主要应该是审美鉴赏。这正如王世贞在《题文太史云山卷》中所说:“应龙绝宝爱之,戒其后人勿为饼金悬购者所得。去六十余年而其诸孙强以留余,得厚其值而去,余聊以寓目而已,平泉庄草木不能毕文饶身,人失弓人得之,吾安能预为子孙作券耶。”虽说鉴别能力不高,但冯梦祯就是在一边学习、一边收藏的过程中逐渐确立起个人鉴藏观和鉴定水平的。冯缺乏鉴别经验,遇到难题时会临时查阅书本。有一次他在南京时,有人携来一张署名顾望之的竹。他在日记中记道:“望之,吴仲圭齐名。画竹师文与可。见《图绘宝鉴》”。可能是为了搞清顾望之是谁,后才查阅了相关的史料书籍。

明末是私家收藏的鼎盛时期,无论是收藏书画的数量还是质量,或是艺术市场的兴盛,都是前代所无法企及的。此种现象在江南地区异常突出,这与鉴藏家在市场上的活动是分不开的。

这时期江南的书画鉴藏家群体庞大。他们之间彼此相互邀约,品鉴字画,交往十分密切。在一个公开的空间里共享各自的藏品,这相当于承担了开放式博物馆的功能,对鉴藏家的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艺术市场的发达,引发了书画作伪之风的泛滥,甚至出现了作伪专业化和家族化的倾向,还诞生出专靠作伪谋利之人。他们在考验着鉴藏家水平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扰乱了市场。在皇家无暇顾及时,是鉴藏家们本着对书画的兴趣和爱好(虽然也夹杂着功利),进行着书画的传承、保藏、整理、去伪存真,诸多方面莫不收到很好的成效。

来源:收藏投资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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